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也就是在当天晚上10时，中央决定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的驻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人共有13人，除了列席的李鑫和周保才外，还包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会议开始前，华国锋请叶剑英讲话，但叶剑英以华国锋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因此建议他先讲话，宣布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等到华国锋讲完话以后，叶剑英站起来强调：

“‘四人帮’是毛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害’，这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当时在会上，不仅仅是叶剑英讲，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就连华国锋也承认这一点。

那么，针对粉碎“四人帮”，毛主席在生前有没有做出安排布置呢？

一

叶剑英谈及这个问题时，曾讲过毛主席做出过的两手准备。

其一、毛主席在1974年、1975年两次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江青以及“四人帮”的问题。

其二、周总理1975年病重以后，按照原本的次序，中央的工作应该由王洪文主持，而国务院的工作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对于这两个人，毛主席一个也没有选，而是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即便是到后来，邓小平受到影响以后，毛主席指定了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

应该说这两项筹划，表明毛主席在生前就有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设想，只是后来尚未来不及处理。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毛主席与江青的见面其实就已经减少了，尽管从一开始，毛主席对她仍然很信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对她的不满也日渐增多。

1967年9月下旬，毛主席同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的谈话：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可江青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据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

“七零年、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也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脱，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一开始对这种变化，江青并没有感觉，可随着后来拒绝的次数逐渐增多，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据汪东兴回忆，有几次江青打来电话要见毛主席，但都被拒绝，于是在当天江青硬闯毛主席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哨兵不敢阻拦，结果人刚到那儿，话还没说两句，毛主席直接大发雷霆：

“谁让你们不拦着了？”

从此以后，哨兵阻拦江青就成为了一个常态。

江青也很不高兴，甚至还有几次要硬闯，一次被阻拦的急了，拎起一根棍子就要打人，但就在动手的刹那，江青手软了下来，她心里很清楚，没有毛主席的指示，警卫们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

1970年5月，毛主席曾给江青送过五根玉米，康生后来曾跟她解释，这五根玉米分别代表五个人，即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米即“欲迷”。

“毛主席是在警示江青不要迷失了方向，她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毛主席送给她五根玉米的意思。”

很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74年2月18日，江青又多次要求见毛主席不被允许，3月20日，毛主席写了封信给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7月，毛主席抱病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批评江青：

“不要搞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而且也是在这次会上，毛主席首次谈到了“上海帮”的概念，并提醒他们：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毫无疑问，在动荡之始，毛主席对江青等人还是很信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逐渐发现，他们在搞自己的小圈子，不仅不能团结大多数人，而且也没有治国能力。

可这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已经不容乐观了。

1972年，陈老总病逝后，毛主席出席了葬礼，因为身体很虚弱，就连车也上不去，还是站在一旁的张玉凤扶了一把才上去了，回到中南海以后，毛主席便生了重病，特别是肺心病、支气管炎，因为病的很突然，让医生都有些措手不及，好在在周围人全力救治下，毛主席还是缓了过来。

就在毛主席身体每况愈下之际，周总理那时身体也已经不容乐观。

从1967年确诊为心脏病以后，周总理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然而他还是没日没夜的忙碌，到了1972年5月，周总理又确诊为膀胱癌，因为当时中央没有人能替代工作，所以周总理始终抱病坚持着。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远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明了要工作的意愿，让毛主席看到了希望。

二

1972年8月，毛主席在看到邓小平的信后，特意批示，然而在当时，毛主席的批示并未得到落实。

关键时候，是周总理体察出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并亲自催促为邓小平安排工作，毛主席在年底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后，同意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29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邓小平，看到他健康敦实的身体，毛主席兴致很高，特意嘱咐道：

“努力工作，保重身体。”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全面复出，肩负重任。在他的整顿下，国民经济略微有所好转。

只是这样一来，也引起了江青的不快。

1974年3月，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那时周总理尚在病中，无暇兼顾，因此当时毛主席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当时外交部提出报告以后，江青却出面阻挠，逼迫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的这一态度，也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事后他写信警告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准备赴纽约，那时周总理正在病中，却坚持要到北京机场去送，两位多年的老战友彼此把手握的紧紧的，似乎是在传达无声的嘱咐。

总而言之，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回国时途经巴黎，邓小平想起周总理喜爱法国的牛角面包，还特意购买了不少带回来，分别送给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蔡畅等老朋友。

那时，周总理的病已经很严重，但却并不是住院治疗，而是仍然在坚持工作中。

1974年3月，周总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手术治疗的并不理想，肿瘤赴法，周总理每天都在尿血，特别是进入到四月份以后，每天从几十毫升上升到200毫升，从4月份开始，周总理接受输血治疗，因为失血很大，到后来周总理每周都要输血两次。

周总理病情日渐恶化，却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都忍不住落泪。

可周总理那时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因为江青等四人帮的影响，周总理只能孤军奋战，邓小平那时也不在国内，他只能硬撑着病躯守在岗位上。

据一组相关的数据统计：

（从1974年1月至5月）周恩来在五个月内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是在十二小时以内。

就这样，周总理一直撑到邓小平回国，才于1974年6月1日离开工作岗位，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

可即便如此，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从1974年后半年开始，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那时周总理仍然记挂着四届人大筹备的情况。

毛主席那时无疑对邓小平，还是非常支持的。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主席便提议中央政治局，提名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于“四人帮”而言，无疑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为了事先他们的野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赶赴长沙，向毛主席添油加醋的汇报周总理、邓小平等人的情况，但毛主席目光如炬，早就看出了他们的目的和想法，因此警告王洪文：

“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隔了一个月，毛主席又于11月18日写信给江青：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否决了江青提名王洪文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建议，并一针见血的指出：

“江青有野心。”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人事安排是受到各方关注的一个重点，周总理那时在病中，分别找人谈话，并商量出一个名单。

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与王洪文一起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谈到了人事安排等情况，毛主席力主：

“周恩来仍是总理，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周总理飞赴长沙时，身体情况已经恶化，医务人员发现他便中潜血，当时就提出不许他出远门的意见，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周总理显然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此行必然会病情恶化，但仍然坚持前往：

“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5年1月，四届人大结束以后，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已成定局，周总理这才松了口气。

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后不久，在党的十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紧接着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不过很遗憾，邓小平在后来仍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

毛主席晚年病势沉重，却仍然牵挂着国家大事。

显然，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四人帮”问题：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主席并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

也有不少人疑惑，既然毛主席已经发现了“四人帮”的问题，为什么不提前解决了？

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毛主席同江青之间，还有一重重要的夫妻关系，这里面还是有一定情分在的，尽管毛主席几次批评江青，但最终还是给她留下了一个名分，只是没有具体的安排工作。

当然，这其中还有政治的因素需要考虑。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去世，国务院的工作，毛主席则是交给了华国锋。

从1976年4月开始，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负责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

尽管毛主席并没有看到历史的发展，但他对未来，显然有着极为精准的预见。

在面对“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显然也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最终选择了坚决的抗争。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却在竭尽可能的争取一切力量的支持。

首先就是叶剑英，华国锋知道，毛主席晚年特意嘱咐叶剑英辅佐他，就是为了给他留下一张牌。

据叶帅的秘书范硕回忆：华国锋刚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曾想登门拜访叶帅，但叶帅那时表示，你住得远，我去看你。等到叶帅到的时候，华国锋就站在门口亲自迎接。

华国锋团结了中央绝大多数同志，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毛主席的安排。

正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会上强调：

“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未完成的工作。”

1976年12月28日，华国锋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称：

“我深深感到，我们能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毛主席生前不仅一再地严厉批判‘四人帮’，并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战略部署。……毛主席生前作出的人事安排，更是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粉碎‘四人帮’，正是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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